疫情持续冲击下，美国经济不堪一击-ESG跨境

目前针对如何最好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两种相互竞争的流行病学模型指导并分化了专家的意见。第一份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报告让美国和英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该报告预测，如果不加以控制，COVID-19或将导致50多万英国人以及220万美国人死亡，这还不包括每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崩溃造成的许多额外死亡。

第二种由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的模型表明，该病毒已经感染了多达40%的英国人，但大多数人表现出轻微症状或没有症状，因此有必要立即开始大规模的抗体检测以确认人体是否已经产生抗体。若研究结果属实，说明该国已经获得了显著的群体免疫力。但COVID-19仍会导致许多人死亡，而且还会给卫生保健系统带来严重的压力。但可能没有必要无限期的隔离。 但如果政治领导人根据牛津模式进行防疫规划，结果却在应对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模式所描述的情况，那么面临的局面将会更糟。

同样，就如何保护国家经济免受COVID-19影响，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重大决策，而该决策可以用另一种模型来预测。政治经济学家使用“增长模型”来描述国家在正常情况下为促进增长所做的事情，但这些模型也表明了国家在发生危机时可能如何应对。例如，英国的基本增长模型是由金融、住房，尤其是国内消费驱动的。当英国经济受到冠状病毒危机的重创，每个人都被告知隔离在家，政府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刺激消费，例如因冠状病毒而无法工作的员工工资，相比之下，在本质上是一个吸纳其他国家需求的巨大出口平台的德国，必要的应对措施包括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提供担保，但不支持工资。

对美国来说，如何最好地保护经济不受疫情行影响的问题更加复杂。从增长模式来看，美国经济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是初级产品、飞机、武器、石油、服务、软件、电子商务和金融的巨大出口国。但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因素仍然是国内消费，这并不像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是由信贷驱动或债务依赖，就家庭债务与家庭收入的比率而言，美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处于中等地位。私营部门债务在美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使美国难以应对这样一场危机。

当把美国的增长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增长模式进行对比时，这一现实显得格外鲜明。

以失业和紧缩政策吸收经济冲击

依赖贸易的增长模式的国家，如北欧和西欧，往往有大量的福利国家充当“缓冲”，帮助减轻经济冲击的影响。一般而言，欧洲国家的经济对国际贸易越开放，它为防止贸易中断而建立的作为缓冲的福利国家就越大。大型福利国家还允许其公民承担大量债务，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确保他们免于失业期;全球负债最多的人不是美国人，而是丹麦人和荷兰人。

相比之下，采用英美增长模式的国家往往经济实力较弱，税收较低，金融业规模较大。他们拥有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大型福利国家，这意味着他们最终要依靠工资来推动增长。信用卡、学生贷款和医疗债务已经成为美国家庭预算的标准组成部分。当这些家庭预算急剧缩水时，他们的债务将无法得到作为缓冲的英国和德国等福利国家的补偿。

这种缓冲缺乏是美国增长模式的组成部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特性，而不是缺陷。当像美国这样的体系受到冲击时，它们往往会为自己的金融体系纾困，以保持信贷流动，并让实体经济通过失业和紧缩政策吸收冲击。假设没有缓冲措施，价格和工资将迅速调整，资本将被重新部署，增长将在不需要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恢复。但这些都不是正常情况。美国的决策者们很快意识到，在冠状病毒流行的情况下，通常的应对方法用途有限。

灾难已被放大

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比其他国家有一个主要优势：它印刷全球储备货币。其他国家需要美元，即使他们无法印制美元，其银行系统也会借入美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等以往的危机中，美联储的降息和债券购买计划等行动令全球金融市场大幅下挫。

但这一次，美联储的行动并没有起到通常的安抚作用：金融市场继续下跌，美元的主导地位未能阻止现金流失。尽管国会最终通过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经济稳定计划，但它仍然无法就谁来拯救企业或消费者达成一致，这反映出潜在增长模式的紧张。美国通常选择保护资本，通过失业调整劳动力。美国保护大企业、让工人承担损失的本能，是疫情成为美国灾难放大器的关键原因，而德国甚至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只要失业率不高、员工工资有支出、信贷被消费者和企业用来弥补工资和成本之间的差额，美国的增长模式就会运转良好。但是，当市场冻结并且无法正确定价资产时，增长模式就会崩溃。

美联储和国会可以试图通过救助公司来降低资产价格，但当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市场被裁员，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被长时间困在家中时，将会出现更广泛的消费危机。考虑到政府停摆的规模，救助资本和指望劳动力通过减薪和失业进行调整简直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增长模型是这样构建的：如果不给自身造成灾难性的损害，就无法停止增长。由于该模型旨在通过降低工资和就业而非增加福利支出进行调整，因此政治领导人可以考虑暂时性失业救济，以应对银行业引起的冲击，而不是半永久性现金转移支付和资产价值的近乎全面崩溃。

从疫情角度看，正确的应对措施是让经济休眠几个月，一旦情况变得明朗，美国领导人就开始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重启经济 解除封锁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重启经济”，根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模型，这么做的直接成本可能是多达220万美国人的死亡，或者老年人需要通过死亡来拯救经济。

如果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较高的感染率都会有效地关闭劳动力市场。消费者不会涌向购物中心，而企业也不太可能投资于他们无法交付的产品。

美国拥有3.3亿人口，2.7亿支手枪，8000万名无法定病假工资的时薪工人以及2800万名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所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国家的挑战截然不同。把经济休眠6个月以上，将会摧毁它剩下的社会结构和增长模式。但重新启动可能会将疫情变成一场瘟疫，造成的破坏可能和经济休眠相同。

审视其潜在的增长模型是有启迪意义的。这表明美国将暂时救助企业，部分支持消费，并尽快解除封锁。特朗普似乎完全愿意拿几百万人的生命做赌注来拯救他们的资产，押注于医疗系统将永远能够照顾到精英阶层。

如果疫情按照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模型发展，美国重启经济只会加重美国应对所造成的损害。如果按照牛津模型所描述的方式发展，那么其他国家的经济受到的损害将小于美国经济，而且反弹的速度也会更快，因为封锁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小于不受控制的感染。如果牛津的模式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股市可能会飙升，但这对数百万被裁员的小时工，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产以及数百万的额外感染无济于事。

如果美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可能会演变为前总统克林顿说永远不会到来的那一刻：当人们做空美国赚钱的时候。毕竟，如果美国领导人应对疫情的最佳策略是“任其发展”，那么全球其他国家很快就会停止将美国视为增长或其他任何事情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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