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多名高管被曝向负责反垄断调查国会议员政治献金-ESG跨境

腾讯科技讯 8月19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就在美国国会议员就反垄断问题举行听证会、盘问、苹果、Facebook和谷歌等科技巨头高管两个月前，亚马逊多名高管被曝曾向领导调查的小组委员会主席进行了政治捐献。

公开文件显示，从5月底开始的三周时间里，亚马逊的五名高管分别向美国罗德岛州民主党众议员大卫·西奇林(David Cicilline)进行了献金。西奇林目前正在领导众议院对主要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他在今年1月份成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商业和行政法小组委员会主席，当时民主党重新获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这些高管包括亚马逊全球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杰夫·威尔克（Jeff Wilke）、首席财务官布莱恩·奥尔萨夫斯基（Brian Olsavsky）、总法律顾问大卫·扎波尔斯基（David Zapolsky）、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和北美消费者业务高级副总裁道格·赫林顿（Doug Herrington）。他们中有4人捐献了最高额度2800美元，只有奥尔萨夫斯基捐了1500美元。

备案文件显示，其他接受众议院反垄断调查的公司，苹果、Facebook和谷歌，其高管今年没有对西奇林的竞选活动进行捐献。

这些捐赠是公司和高管如何在幕后与立法者合作，试图促进他们的企业利益的典型例子，尽管效果有所差异。公司高管向来都会以个人名义进行竞选捐款，但专家表示，亚马逊高管捐献的时机可能反映了该公司对日益加强的监管审查的高度紧迫感。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说：“这表明国会有更大的压力或监管威胁，特别是考虑到两党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亚马逊发言人拒绝就这篇报道发表评论。西奇林的代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在小组委员会发起反垄断调查的当天，主席就制定了“一项正式政策，即拒绝接受可能受到审查的公司和高管的竞选捐款”。亚马逊高管是在反垄断调查宣布之前，以及7月份听证会之前做出的。

亚马逊高管还有其他支持西奇林的理由，因为他提出了《平等法案》（Equality Act），禁止基于性取向或医疗条件对员工进行歧视，并且是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的关键支持者，而亚马逊支持这两项举措。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是亚马逊所有注册游说者过去唯一游说的两个问题。

与此同时，文件显示，过去只有一名亚马逊高管向西奇林捐款，即公共政策副总裁布莱恩·赫斯曼（Brian Huseman），他在2012年捐赠了250美元。

花钱确保会面机会

赫特尔-费尔南德斯指出，虽然这些个人企业捐赠者很常见，但这些捐款通常不是为了改变立法者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看法。相反，他们被用作“重要的手段，以确保能够访问国会议员”，因此该公司可以提出他们的理由，反对更严格的监管。

他们在报告中称：“我们的实验表明，竞选资金规则允许那些有能力向政治竞选捐款的人获得这种令人垂涎的机会。”

对于亚马逊来说，这个机会至关重要。近几个月来，监管机构加大了对亚马逊不断扩大的市场力量的审查力度。除了众议院的调查外，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美国司法部都在调查亚马逊潜在的反竞争行为，而欧盟最近也发起了类似的调查。最重要的是，亚马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对其商业行为的质疑。

亚马逊多数高管也为其他立法者做出了贡献。公开文件显示，5月和6月，包括政策和公关主管杰伊·卡尼(Jay Carney)和公共政策副总裁布赖恩·赫斯曼(Brian Huseman)在内的8名亚马逊高管，曾向亚马逊第二总部所在地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捐款。近年来，亚马逊高管也为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华盛顿州等州的国会议员进行了捐赠。

效果无法保证

也许更大的问题是，个人捐赠如何影响政策决策。特朗普总统在选举后不久签署了一项支持有争议的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行政命令，当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毕竟，石油公司和能源部门是他的竞选活动的主要贡献者。

然而，研究人员对这些努力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虽然几乎不可能找到企业捐赠与政策决策之间的确切关联，但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回报的效果很难保证。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当他们偏爱的候选人赢得选举时，大型企业捐赠者的股价几乎没有上涨。

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安东尼·福勒(Anthony Fowler)表示：“根据我们的研究，我怀疑这些捐赠不会大幅扭曲政策或候选人的立场。”

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奇林似乎不喜欢亚马逊。在7月份的反垄断听证会之后，西奇林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该公司在听证会上给出的证词不满意，理由是“缺乏准备”和“有目的的进行规避”。他在声明中说：“小组委员会成员针对这些公司提出的基本问题得到了含糊其辞、不完整或误导性的回答，这让我深感不安。”

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普里莫(David Primo)表示，亚马逊的政治利益应该通过其游说努力来衡量，而不仅仅是通过个人捐款。例如，苹果甚至没有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其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以不向政治候选人捐款而闻名。

与此同时，各大科技公司都大幅增加了游说支出，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都跻身于去年企业游说支出最高的20家公司之列。普里莫说：“在华盛顿，真正的影响力来自于确保你的想法落入正确的人手中，这就是游说的作用。”

亚马逊的所有捐献中有一个人明显缺席，那就是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他今年唯一的捐赠是给他的航天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的PAC 5000美元。过去三年中唯一接受他捐款的两位政策制定者是共和党科罗拉多州参议员科里·加德纳(Cory Gardner)和民主党华盛顿参议员玛丽亚·坎特维尔(Maria Cantwell)。

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格·斯彭库奇（Jorg Spenkuch）表示，很难知道个别高管的动机，但贝索斯的缺席可能有助于避免特朗普任何不必要的关注，特朗普经常批评这位亚马逊的CEO。斯彭库奇说：“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可能会让贝索斯更容易成为特朗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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